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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之后，我着实过了两年苦日子。别人都早早找好了出路：或者确定了工作单位，或者联系好导师，上了研究生，出国的也不在少数。在个人奋斗的竞技场上，小鸭梨一跃成为佼佼者，她被一家全球“五百强”公司招走，当上了一名主营洗发水和卫生巾的市场推广人员。工资倒在其次，主要是，背负着哲学系这个贱民身份，她仍然身残志坚地进入了外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系里还专门请她回来，给师弟师妹们举办过一次以“入对行，嫁对郎”为主题的励志讲座。
如果校方也觉得从哲学系跳出去，反而是给系里争光的话，我们这些跳不出去的笨蛋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哪怕他们宣布我们这四年泡在了化粪池里，我们也得承认自己就是一群大蛆，正满怀羡慕地看着优秀的同学进化成苍蝇，远走高飞。
莫小萤被保送到外国语学院上了研究生。新学校离家近了很多，她妈要求她住家走读，我们的房子便租不下去了，只好让陈浩超荣升为二房东，招募新人。于是，我这个没怎么住过校的学生，反而在毕业之后离不开宿舍了。所有的同学都离校了，我还在那里面赖着。趁我出去打饭的空档，看宿舍的老头两次三番把我的铺盖卷好，从四楼的阳台上扔了下去，而我则锲而不舍地把它扛在肩上，像蜗牛一样爬上去，撬开门，放回床上。老头急于轰我走，也是可以谅解的，因为整个儿楼道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他说：“再过两天，新生就要入校了，看你还有什么脸住在这里。”我跟他执气：“别把我逼急了，否则我就重新参加一遍高考，还考哲学系。这张床哥们儿睡定了，你们把它改成女生楼我更欢迎。”
我的无赖嘴脸起到了效果，半个月后，我的班主任气喘吁吁地找到我，说东城区宗教事务管理局的“基督办”还缺一个编外名额，系里鼎力推荐了我。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宗教，但是哲学系学生的对口专业却只剩下了这种神神鬼鬼的地方。他安慰我说：“幸亏是东城区，东交民巷在那里，‘基督办’需要的人手多——要是白云观那片儿，你就只能去‘道教办’，这辈子别想剃头了。”
我打趣说：“要是去了门头沟区的‘佛教办’，我是不是连婚都不能结了？”
他就拎着行李，把送出了学校。走出“硅谷电脑城”对面的侧门，我忽然回头说：“这样，我和学校就彻底断绝关系了吧？”
他眼睛看着别处：“我们私人之间还是朋友。”
“那就行。”我欣慰地说，“咱们学校的老师都不错，起码心肠好。您转告母校，请他们丫的放心，日后我要当不上贪官和买办，绝不说自己是这儿毕业的。我不能给母校丢人啊。”
到单位报了到，领导鼓励我说：不要小看编外人员，只要考上公务员，还是很有希望进入正式编制的。我倒无心小看这里，只不过实在没什么事情可做。我们那个科室的主要工作，就是每月把全区“处级以上牧师”召集到一起开会，学习国家政策，“科级以上牧师”也有资格旁听。领导念报告的时候，我要给他们这些人端茶倒水。因为牧师的口头禅是“我们都是有罪的人”，这种会议的场面就很像是一窝儿犯人在集体招供。
在办公室呆烦了，我也假积极了一把，要求到管区下属的宗教场所去“帮帮忙”，干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个活儿倒还惬意，我骑着自行车在教堂之间跑跑颠颠的，给他们送信，或者看着维修队的工人施工。经过我的观察，信仰基督教的基本上是一些弱势群体：老人、失业人员，进城的农民。牧师们对这种情况也很失落，他们非常羡慕和尚，因为庙里的施主有相当比例的官员和商人，动不动就捐钱。
有一天，一个牧师还对我说：“你有朋友结婚么？可以介绍过来，我们承办这个活儿。”
还真有那种劲儿劲儿的男女非要到这种地方来结婚。我帮着一个教堂操办过一次，还为新郎打开了车门，看着他把长得像沙包一样的新娘扛进去；而婚庆公司的人就在门口放炮、吹唢呐、舞狮子。
我们还雇了一个胡同里的老大爷，给他穿上燕尾服，挽着新娘的手送到牧师面前。老大爷的孙子则在后面拽着她的裙子匍匐前进，顺手往上面抹了两把鼻涕。
“这儿是天主教堂，在这儿结婚得记得一些注意事项。”我对新郎咬耳朵。
“她非来这儿，我他妈哪儿信这个。”新郎问我，“有什么注意事项？”
“不能避孕。天主教认为避孕是罪恶的。”
“我去你妈的。”
要不是大喜的日子，那厮真会拎着板儿砖砍我。
等到仪式结束，牧师和工作人员都换上便装去“大宅门”吃喜酒了，我便独自坐在教堂里发呆。这教堂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庚子年“义和团”曾烧过一回，后来又被教会修葺一新，变得更加巍峨。正午的阳光从“巴洛克”风格的顶窗泄下来，外面飞扬着鸽哨的声音。人家都说，教堂的建筑结构、光学和音响效果自有一种神圣感，能强烈地感染走进来的人——我确实感到了神圣，但却不知道神圣的到底是什么、自己应该认为什么东西是神圣的。
壁画上的圣母双目微垂，慈祥善良，我看着她，伤感得几乎哭了。我暗暗对圣母、圣母的儿子以及她儿子的爸爸说：我虽不信你们，但比起那些号称“笃信”你们的人，我应该是更崇尚你们的；恰恰因为崇尚，我才坚决不与那些人为伍。这话我除了要对圣母一家子说，还要对佛祖、真主、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因为崇尚，我在这世上无法信仰任何抽象事物，只能信仰美好的女性，具体地说，就是信仰莫小萤。
因为对莫小萤抱有一种近乎于信仰的迷恋，后来当她要走的时候，我反而表现得出乎意料的平静。本科毕业以后，我和她维持了一种稳定、近乎于相濡以沫的关系。所谓相濡以沫，就是两条鱼被抛在了岸上，只能往对方身上吐口水，既互相唾弃而又互相温暖。我总是攻击她在学习上的勤奋其实是“没思想”的表现，她则回敬我，指出我“比志大才疏还不如”，因为我连志气都没有，就知道混日子。但是我没要求她辍学，她也没要求我上进，这就是互相尊重的表现。
她住回家里之后，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明显少了。每天在单位磨完洋工，我才能骑着自行车，穿越半个北京城去找她；要是赶上我被派了什么差，或者她去旁听什么莫名其妙的“学术讲座”，我们这一天就见不上面了。但是分开的时候却也不想，如同见面的时候永远不烦；只要知道这城市里还有一个恋人就足够了。啊，我们真的把恋爱谈到了亲情的境界。
每个月发工资之后的那几天，我会到郊区的度假村包一个房间，她就向她妈撒谎，说出去开会，和我一起到外面住上一个周末。最远的一次，我们去过北戴河，当时是冬天，整个儿景区变成了一座空城，晚上只有路灯骇人地亮着——由于没人，连防备歹人的警惕性都没必要保持。我们就在空无一人的、灯火辉煌的街上散步，听脚步在度假村墙上反弹回响，听远处的海浪在冬夜里低吼。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到海滩上闲逛，莫小萤还捡了一只冻得直掉冰碴的海星。
“在这地方，能把整个儿海滩都清场的得是什么人，那得是‘中顾委’的老革命家吧。”我背着手做看苍茫大地状，“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改革的步子要再快一些，你看呢小莫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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