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文化与研究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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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文化与研究心态

政治文化揭示了由不同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用“群体无意识”的概念揭示了民族群体的政治心态。这种心理结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埋藏在记忆深处的情感，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通过不断的宣谕、教化等强加的方式形成的。这种群体无意识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传统的惰性的领地。马克思主义心态史学家米歇尔·伏维尔认为：在这传统的惰性领地，时间在这里是静止的或几乎是静止的；而精英文化，则属于那种已经得到表达的明确的意识形态，它不断地产生着革新和刺激的因素，具有冲动的、变化的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因此，伏维尔的史学理论特别重视事件与心态的辩证关系，而拒不认同新一代年鉴学派提出的“事件的重归”这一口号。

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叙述，通常是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主要标示的，这一叙述方式本身就意味着政治与文学的等级关系和主从关系，也无意识地表达了研究者的心态，但这种叙述方式却难以揭示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真正问题。事实上，从研究心态上说，学者始终没有从一种紧张、焦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多次进行过文学理论的讨论，它的目标指向大多是文学如何才能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而并不是出于对具体的文学理论的兴趣。那些试图在专业的范畴内展开人生、体现自我价值的学者，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进去，得到的却是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体化”的政治文化，对具体的专业知识是十分敏感和深怀戒备的。几大“学案”——对《红楼梦研究》、胡适思想和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批判，以及不间断地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清理，逐渐地粉碎了知识分子试图建立自我意识的幻觉，哪怕是在专业范畴之内。因此，在文艺学的研究领域内，便很快形成了共同的知识背景和话语形式，他们有了相同的取资范围，有了共同认可的规则和共同遵奉的评价标准，唯其如此，他们才可能在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被认可和承认，才有可能以话语的方式进入社会实践。

对知识分子独立思想和专业意识进行抑制，源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革命的观念体系。这一观念对人类通过意志来改变社会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而且认为中国的群众，特别是农民才是历史的主要动力，对文化精英的作用始终是持怀疑态度的，改造他们的思想一直是革命观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分子虽然也被当作人民的一部分，但其情形与1917年后的俄国几乎大体相似：“知识分子与人民是隔绝的，主观上没有与人民融合在一起。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我们知识分子还是人民这个两难的选择几乎是悲剧式的。”1918年，俄罗斯科学院院长阿·彼·卡尔宾斯基对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分析说：“把需要专门技能的工作非常错误地理解成享有特权的反民主的工作……这成了群众与思想家、科学工作者之间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沃洛布耶夫认为：“长期以来，在人民的意识中知识分子被理解为‘他们，这些老爷’。而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却不断地给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其中包括受到人民支持的政党，输送思想家和工作人员。”这种身份不明的悲剧，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持续地上演过。

为了消除知识分子掌握专门知识的优越感，当然也为了实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制度化，“红与专”问题的提出就在理论上对其做出了合乎逻辑的阐发。潜心钻研业务被称为“白专道路”，社会要求知识分子成为“红色专家”。因此，包括文艺学在内的知识范畴，事实上已无可避免地与意识形态教条构成了尖锐的冲突。缓释这一冲突的方式别无选择，只有以共同的取资范围和话语形式来换取个人独特的追求和思考。1958年7月，有一份取名为《红与专》的杂志创刊。发刊词阐发其任务是：“高举革命红旗，遍插革命红旗。红旗是要人去插的，人是我们伟大事业的决定因素。使人成为既有高度觉悟又有专业本领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共同的努力方向。”（《红与专》发刊词）但发刊词强调的显然是思想意识问题，它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十分需要继续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宣传工作。”（《红与专》发刊词）一方面是强调“红与专”，一方面也强调“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人民日报》在这篇社论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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