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学经典建构的国际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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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经典建构的国际化环境

文学经典的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在古代社会虽然也一直存在经典的不断颠覆和重建，存在着确立经典和“反经典”的“斗争”，但相对来说还是简单些。古人虽然也无可避免地受制于文学作品自身价值品质的规约，受到时代审美风尚、作家与批评家的阐释、类书和选本选择等的规约。但是，这些规约毕竟还限定在本土版图范围之内，还是“自家对话”的结果。比如，有了董仲舒为首的汉儒的努力，孔子就可以成为经典；有了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先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间的经典诗文作品，基本就没有大的问题了；比如《唐诗三百首》，入选的作品除了伪作之外，其经典地位也日久天长。古代中国不仅有文学经典化的实践方法，同时也有对“经典”的诠释或界定。《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的阐释是：“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引申为典范、法则的重要文献。“经”在战国以后有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经典”意义，《释名·释典义》认为：“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吴林伯在《〈文心雕龙〉字义疏证》中考订，在《文心雕龙》中，除了直接使用“经典”一词外，可与之同义互训的还有“经”“典”“经诰”“典诰”等。

这种由国人自己指认经典的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当代文学。比如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家，在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被确认：“鲁郭茅巴老曹。”不止他们的经典地位难以撼动，就是排名顺序也经久不变；当代文学没有这样的经典作家，但“三红一创保山青林”八部经典作品的地位至今仍然巍然屹立固若金汤。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文学，和社会主义道路一样，有一个“试错”的过程，或者说，刚刚跨进共和国门槛的部分作家，特别是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并不明确如何书写新的时代，并不了解文学实践条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此，在“试错”的过程中，制度化地建构起了文学规约和禁忌。规约和禁忌的形成，也无形中树立起了文学界的绝对权威，比如周扬。他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他对某些思潮、现象以及作家作品，就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他肯定或否定的某些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或价值就有了基本评价的依据；还比如茅盾，如果没有他对《百合花》的肯定，不仅不能终止对《百合花》的质疑或批评，《百合花》在它被发表的时代究竟是怎样性质的作品，恐怕还是个问题。

无论是现代文学经典还是当代文学经典，在改革开放之前，权威话语的拥有者可以一家独大地指认。我们也从来没有产生怀疑甚至没有怀疑的意识，因为文学史家的权威性，与政治领袖的权威性在那个时代是一种同构关系。后来事情起了变化，这个变化发生于1985年第5期《文学评论》发表的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章。文章改变了百年中国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的编撰方法；1988年，上海陈思和、王晓明发起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强化了这一观念并且诉诸批评实践。但是，在这样的批评实践背后，同样有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这就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被中国学者接触和接受。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夏志清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是重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部著作。作者以其融贯中西的学识及宽广的批评视野，探讨了中国新文学小说创作的发展路向，尤其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锺书、沈从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史》是“重写文学史”运动的最重要的灵感来源和理论资源。夏志清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锺书等人倍加推崇，尤其是一直被认为是通俗小说家的张爱玲，在批评家眼里她几乎难登大雅之堂，但夏志清在小说史中给予张爱玲的篇幅比鲁迅还要多一倍，这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界不啻为八级“地震”。

《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两度再版，而由刘绍铭、夏济安、李欧梵、水晶等众多港台一流学者翻译的中译繁体字本于1979年、1985年和1991年分别在香港和台湾出版，2001年又在香港出版了中译繁体字增订本。由复旦大学推出的中文简体字版是这部文学史著作问世40多年后。20世纪80年代末期已经接触了夏志清这部著作的学者，揭竿而起要重新确立新文学的经典。但是，这一多少有些冲动的行为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果——那“翻烙饼”式的批评方式，只不过是逆向地评价了现当代重要的作家作品，而思维方式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是，这一误打误撞的文学行为，却也从某一方面鼓舞了中国的批评家——文学的历史是可以重新书写的。

1996年，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谢冕、孟繁华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出版。缘于这两套百年文学经典的出版，1997年集中爆发了关于经典的讨论。一年间《文艺报》《作家报》《文学自由谈》《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大家》等有一百多篇文章参加了讨论。尤其对当代作家作品的不同看法，各执一词不可能达成共识。但是，讨论的背后却隐含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便是中国当代文学，由中国批评家自己指认经典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不仅国际文学界难以认同，即便是国内同行也不能完全接受。

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当代文学时间距离的切近和当代文学生产的特殊环境外，也与对世界不同文学观念的接受和影响大有关系。关于经典的争论，在1985年的西方已经开始：英国两所举世闻名的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由师生们发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是，“英语文学”教学大纲应包括什么内容？它的连锁反应便是对文学价值、评价标准、文学经典确立的讨论。激进的批评家发出了“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的吁请；而大学教授则认为：“传授和保护英国文学的经典是我们的职责。”这一看似学院内部的争论，却被严肃传媒认为一半是政治性的，一半是学术性的。类似的讨论西方其他批评家也同样在关注。比如当代美国极富影响力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著有《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旨在寻找并论述西方文学的经典。布鲁姆选择并品评了26位作家，指陈其伟大之处，乃“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并且说：“传统不仅是传承或善意的传递过程，它还是过去的天才与今日的雄心之间的冲突，其有利的结局就是文学的延续或经典的扩容。”而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则对经典做了这样的阐释：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个名称，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现整个宇宙的书，一本与古代护身符不相上下的书。

由此可见，西方对文学经典也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理解。一般来说，学界讨论什么问题，就是对什么问题感到焦虑或遇到了麻烦。2008年《南方都市报》曾讨论过“伟大的小说意识”。这一问题的提出者是美籍华裔作家哈金。他认为中国要写出伟大的小说，必须要有“伟大的小说意识”，就像美国有一个普遍被认同的小说意识一样。他认为美国有这样的伟大的传统，而中国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传统，从《红楼梦》到鲁迅，都被他否定了。他认为《红楼梦》只是那个时代的好作品，而鲁迅只写了7年小说，7年时间连小说技巧都不可能掌握，怎么会写出文学经典。哈金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曾经获过美国重要的文学奖项，但他这样评价中国的经典作家作品，我们只能对他的勇气表示惊讶。因此，也不是所有来自西方的文学观念都没有问题、都可以接受。这也正如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只是“二锅头”的轻慢和蔑视一样。

但是，文学评奖，尤其是国际文学大奖，是文学经典化重要的形式之一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国际社会的认同是有说服力的形式之一。在中国这一形式的权威性要更为突出。比如电影界的张艺谋、陈凯歌、姜文、贾樟柯等，他们获得的国际电影奖项，几乎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文学界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比如余华、李洱、阎连科、姜戎等，因获国际文学奖而极大地提高了知名度，并在读者那里获得了更高的可信度。莫言当然也是这样。对莫言的阐释和评价不仅来中国的作家批评家，同时也来自国际文学界。而国际文学界对莫言的评价甚至会深刻地影响到国内批评界的态度和看法。比如，对莫言的有些作品的某种批评和阐释曾使他一度陷于危机之中，他曾被质疑：“莫言在小说中的政治倾向已很鲜明，他的投枪、匕首既然已掷出，我们怎能沉默？而且他的描述已对一些不了解革命历史的年轻人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但是，这只是评价莫言的一种观点，不仅国内批评界有更多不同的看法，同时，国际文学界对莫言的阐释也多有不同。比如德国汉学家郝穆天把《丰乳肥臀》和圣母玛利亚的哺乳联系起来，他用大量的图片展示圣母玛利亚哺乳的场景，通过西方文化来阐释东方文化，在互证中得出的结论是：“我这次故意用我欧洲宗教背景讲到丰乳肥臀的一个解释，这个巨作无疑的是世界文学。”类似的评价还有很多。而莫言获“诺奖”之后，不仅否定性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小，而且，莫言因获奖而急剧增长的声名，也使那些极端化的批评声音变得似是而非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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