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1世纪：中篇小说中的“底层”与“边缘”

对21纪文学诟病最多的，大概就是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问题。真实的情况是，21世纪初以来，中篇小说对中国现实生活或公共事务的介入，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普通人甚至弱势群体生活的书写，已经构成了21世纪中篇小说的新人民性。

北北的书写对象大都是来自底层的“小人物”。《王小二同学的爱情》《有病》《寻找妻子古菜花》《转身离去》《家住厕所》等大抵如此。北北以现代的悲悯、浪漫、幽默和智慧的文字，书写和接续了文学伟大的传统。她提供的文学情怀，以及对文学正义的坚持和重新书写，为文学提供了新的活力。北北的小说始终关注人的心灵苦难，日常生活的贫困仅仅是她小说的一般背景，在贫困的生活背后，她总是试图通过故事来状写人的心灵债务。

陈应松多年来深居简出往返于神农架山区。他的《松鸦为什么鸣叫》《望粮山》《豹子最后的舞蹈》《马嘶岭血案》《太平狗》等作品，以绝对和极端的方式书写了苦难的凄绝。《豹子最后的舞蹈》中，孤独地行走于山中的豹子，几乎没有藏身之地，笼罩在豹子周围的是一种灭顶的绝望。豹子的苦难可以找到施加的对象，但如同豹子般绝望的人物伯纬，也在最后地舞蹈，但他却如入无物之阵。能把苦难写到这样的绝对和极致，是陈应松小说的独特贡献。

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以及在文学界引发的争论，是文学创作和批评介入公共事务的典型事件。争论仍在继续，创作亦未终止。曹征路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关注已久。2004年，他的《那儿》轰动一时。小说主旨不是歌颂国企改革的伟大成就，而是意在检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国有资产的流失、工人生活的艰窘、工人为捍卫工厂的大义凛然和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热爱与担忧，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旋律。当然，小说没有固守在“阶级”的观念上一味地为传统工人辩护，而是通过工会主席为拯救工厂上访告状、集资受骗，最后无法向工人交代而用气锤砸碎自己的头颅，表达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在这一文学现象中，青年作家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乡村姑娘的莫名死亡，在乡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甚至死者的丈夫也在权力的恐吓和金钱的诱惑下三缄其口。这时，一个类似于乡村浪者的“多余人”出现了。他以自己的方式展开了调查。一个乡间小人物或草莽英雄要处理这样的事情，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于是，命案依然高悬。当然，《命案高悬》并不是一篇正面为民请命的小说。事实上，作品选择的也是一个相当边缘的视角，人间世事似乎混沌而迷蒙，就如同高悬的命案一样。但作品却以睿智、胆识和力量洞穿世事，揭示了生活的部分真相。

对底层生活的关注，逐渐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文学潮流。这些作品的人物和生存环境是今日中国的另一种写照。他们或者是穷苦的农民、工人，或者是生活在城乡交界处的淘金梦幻者。他们有的对现代生活连起码的想象都没有，有的出于对城市现代生活的追求，在城乡交界处奋力挣扎。这些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传达了乡土中国或者是前现代剩余的淳朴和真情、苦涩和温馨，或者是在“现代生活”的诱惑中本能地暴露出农民文化的劣根性。但这些作品书写的对象，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些作家关注的对象。对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中国来说，物质和文化生活历来存在两种时间：当都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时候，更广阔的边远地区和农村，其实还处于落后的17世纪。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一方面表达了底层阶级对现代性的向往、对现代生活的从众心理；另一方面也表达了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底层生活被作家所关注并进入文学叙事，不仅传达了中国作家本土生活的经验，而且这一经验也必然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学观。这不仅使21世纪的中篇小说接续了现代文学“社会问题小说”的传统，也使文学具有了一种新的人民性。

边缘经验，是指在潮流之外，或被遗忘或被遮蔽的文学资源。文学是一个想象和虚构的领域。它除了对现实的直接经验做出反应和表达之外，对能够激发创作灵感的任何事物、任何领域都应当怀有兴趣。有些经验虽然是间接的，但一旦被当下的经验所激活，就有可能放射出意想不到的艺术光华。这种情况在百年文学的历史上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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