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粹主义：从信仰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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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粹主义：从信仰到策略

民众崇拜作为一种文学精神所体现出的诸多缺陷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但是，如果考虑到百年中国的历史处境和知识分子的情感需求，这一文学精神能够不断传承，又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然而，经过东方化的民粹主义与作为精神信念的“民粹派”，在思想情感方式和实践方式上又大不相同。十二月党人贵族出身的军官们受到法国革命的道德感染，自愿造反去当“鞋匠”，那里的冲动和激情确实是感人的。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有人评价它时仍然认为：“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对于民粹派这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给予多么高的评价和赞誉都不为过。”但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民间却充满了矛盾和内心纠缠：一方面他们为这种道德感召和献身方式所吸引，并且成为他们解决个人意义世界的极好途径，不然就无法在文化思想层面解释为什么那么多的青年知识分子放弃优裕的城市生活而投身革命；另一方面，走向民间同民众相结合是主流意识形态不容拒绝的策略，这又与知识分子更愿以想象的方式满足自己的内心需要，而不愿以投身的方式亲临实践构成了矛盾。于是，当他们无论出于哪一方面的需要投身民众之后，事实上他们已完全失去了退路，那种矛盾的心态便为一种强迫性的指令所替代。这样，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便存在着一个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即知识分子如何实现同民众相结合的问题。这一在主流话语中已经解决的问题一旦面临创作实践便矛盾丛生，以至于酿成不断重临起点的话题。《青春之歌》是一部从正面表现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并且实现个人精神解放的作品。它出版之后好评如潮，但仍有人撰文指出：林道静“没有完全按党指出的改造道路走，她走的是这样一条道路，没有认真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而只是和个别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党员接触，没有很好地到群众斗争中去锻炼”。而茅盾也指出：“让林道静实行了和工农结合，那自然更好。”作家杨沫不能承受这一压力，尽管她忠诚地表达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由之路，但她仍没有达到时代的高度和期许，在讨论批评的当年她便重新修改了作品，增加了林道静与农民大众相结合的章节，而这一修改却完全失败了。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表达知识分子痛苦犹疑和矛盾的作品，则因其真实而更能撼动人心。路翎在他的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中塑造了蒋纯祖这一形象。这是一个渴望投身革命，内心又充满了悲苦、孤独的有独立精神地位的个人主义者。他经历了动荡时代的兵荒马乱，也经历了在具体实践中内心格格不入的精神历程。他对上层社会和世俗世界充满了蔑视，但他同时也不能适应动乱的生活和出身于民众的士兵，在思想感情上他不能容纳他面对的这一切，他内心充满了苦痛，最后一事无成地死去了。路翎天才地也是真实地描述了知识分子思想情感方式转变的痛苦历程。他说：“我所设想为我的对象的，是那些蒋纯祖们。对于他们，这些蒋纯祖是举起了他的整个的生命在呼唤着。我希望人们在批评他的缺点、憎恨他的罪恶的时候记着，他是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并且是高贵的。他所看见的那个目标，正是我们中间的多数人因凭信无辜的教条和劳碌于微小的打算而失去。”胡风在为这部著作所写的序言中也指出：“走向未来，当然有种种的路，那里当然有直线推进的路，但直线推进的路并不能变为对于此时此地的负担的逃避，而以蒋纯祖的性格，他更不是这样的幸运儿。他得承受更大更大的痛苦的搏斗，从他的搏斗里面展示出更深广的历史意义。一个蒋纯祖的倒毙启示了锻炼了无数的蒋纯祖。”但是，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并不是他们向社会如何述说自己的心态和思想情感转变的真实历程，而是要无条件地、欢欣鼓舞地投向民众并愉快地接受思想情感的改造。因此，蒋纯祖并不因他的真实而被时代所宽容，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矛盾最终也没有被置换掉，在革命队伍的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他作为一个落伍者被时代毫不怜惜地抛弃遗忘也被视为理所当然。与此相似的还有郭小川的叙事诗《深深的山谷》，那个不能与革命和人民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最后的下场只能是被埋葬在“深深的山谷”里，这就是在选择面前犹疑者的命定式的下场。与此相关的是经过东方化的民粹主义即民众崇拜的思想更加深置于知识分子和当代文学的表达之中。

然而，历史条件的转换使民众崇拜作为一种思想已经枯竭，它的道德魅力终不能替代终极关怀。因此，当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那些年轻和并不年轻的流放者们，从四面八方返回城市时，文学界便响起了一片欢呼感慨的热浪：“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活着从远方回来了/远得像冥王星的距离/仿佛来自太阳系的边缘。”（《归来》）“我的心被怀念擦洗得有如明镜，她/也归来了，望着自己豆蔻花似的年轻……/于是心，在最美的渴望里变得深广。”（《归来的时刻》）“归来”文学和知青返城文学一方面庆幸从乡村回到了城市，但另一方面又对乡村和农民倍加礼赞，这一状况集中显现了知识分子对民粹主义或民众崇拜的矛盾心态。“归来”成了梦幻，魂牵梦绕，但“人民”又时时念念不忘：“至今我没有怨恨，没有/我爱得是那么深。……啊！我的……人民/两颗眼泪滴下来，谢了声声，声声。”（《我不怨恨》）刘绍棠的自白虽然没有梁南诗意，但表达的却完全是同样的意思：“乡亲和乡土哺育我成人，乡亲和乡土救了我的命，乡亲和乡土待我恩重情深。”当知识分子返回城市——现代文明的象征之后，他们仍需为自己的意义世界寻一个关怀对象，而这一对象仍然没有离开土地和农民。但这里的虚饰性已经十分明显了，或者说，“民众崇拜”开始沦陷为一个空洞的能指。不然就难以解释对民众怀有向往情怀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他们曾经向往的“民众”这片净土，甚至还要弹冠相庆。而且这一情怀不仅限于20世纪50年代的作家，知青一代返城时不仅要自塑一个悲壮的姿态，如《今夜有暴风雪》，同时，当他们回到城市而发现并没有自己的位置时，又重新萌发了重返乡村的冲动，并在话语中得以实现，《本次列车终点》《南方的岸》等名重一时的作品就体现了这样的思想。然而，它并不是真实的，它们想象式的一厢情愿同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一再将自己的向往诉诸并非是自己内心向往的对象，以至于他们表达对“人的解放”的欢欣鼓舞时，同样要寻找一个农民形象，如何士光的《乡场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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