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粹主义：从文化信念到文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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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粹主义：从文化信念到文学精神

民粹主义最初由俄语为其命名，它在19世纪俄罗斯的知识界曾盛极一时，但民粹主义的始作俑者却不是俄国人，而是伟大的卢梭。青年学者朱学勤博士在他的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做了详尽的考察。俄罗斯帝国击败了拿破仑帝国的远征，但法国革命的思想却出人意料地在俄罗斯得以蔓延，而接受法国革命思想的第一批人，则是进剿巴黎的第一批俄罗斯军官，“随沙皇亚历山大远征巴黎的青年军官，下马与街头民众接触，如受电击：被他们击败的法国革命，原来有如此高尚的道德理想？于是成群结队，纷纷去卢梭隐居地——爱维尔弗农山庄，在那里自愿接受法国革命的精神洗礼”。这些人回到俄罗斯不久即发生了十二月党人之变，这些贵族出身的军官们在事变的纲领中提出了明确的平民要求，以至于俄国人评价说：“从来都是鞋匠们造反，要做老爷；未见过当今老爷们造反，却为的是——要做鞋匠！”俄国19世纪著名的平民知识分子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等，也认真研习过法国革命的思想。别林斯基和朋友们阅读法国革命史，赫尔岑等人“在睡觉以前不是祈祷，而是阅读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的演说”。但俄国人重复的仍然是卢梭早已说过的一切。朱学勤指出：“可以肯定的是，民粹主义的始作俑者是卢梭，不是俄国那批‘要做鞋匠’的青年军官和平民知识分子。法国人说，谁也没有像卢梭那样，给穷人辩护得那样出色。”因此，是卢梭创立了与精英主义相对抗的民粹主义思想。

在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中并没有明确的民粹主义思想传统。统治阶级思想中的“以民为本”多少隐含着统治谋略的意味；传统文人“忧患意识”也多限于文化信念。但不可否认的是，本土的文化信念与外来的民粹主义都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民粹主义尽管隐含着排斥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结构，但是它的道德形象则更为吸引知识分子，尤其吸引饱经忧患苦无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的知识分子忽略了自己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疾呼“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或“平民文学”，企望新文学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以对大多数民众有所裨益。这些思想无疑蕴含着对民众的深刻关怀。新文学最初的创作实绩如诗歌的“人力车夫派”以及鲁迅小说对民间苦痛的深刻揭示，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取向；另一方面，这一出于人道主义的关切和“人的解放”的总体目标追求，并不说明这些先驱者对民众真的抱有觉悟或觉醒的期待。恰恰相反，仍在昏睡的华夏子民常使这些启蒙者深怀绝望。鲁迅自不必说，陈独秀就曾指出：“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对当时群众和所谓“多数”价值的怀疑已不是个别知识分子的认识。事实也是如此，在社会实践中，北大平民演讲曾定期地到郊外小镇和乡村活动。1920年4月13日的一份包括罗家伦和平民教育讲演发起人邓中夏在内的讲演组报告说：“今日是星期日，长辛店方面，工场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游逛去了；市面上的善男信女又都到福音堂做礼拜去了，剩下可以听讲的就可想而知。……虽然扯着旗帜，开着留声机，加劲地演讲起来，也不过招到几个小孩和妇人罢了。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得没有趣味，也就渐渐引去。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不‘偃旗息鼓’，‘宣告闭幕’啦。……到赵辛店一点多钟，到不了五六人，还是小孩。……土墙的底边，露出几个半身妇人，脸上堆着雪白的粉，两腮和嘴唇却又涂着鲜红的胭脂，穿上红绿的古色衣服，把鲜红的嘴张开着，仿佛很惊讶似的，但总不敢前来。”这是一幅真实的图景，也是“五四”一代人对民众失望的根本原因，启蒙实际上只成了知识分子相互间的事，大众拒绝了启蒙的声音。对这一点，“五四”一代人有深刻的洞察，但又束手无策，这也是诱发批判“国民性”最基本的动因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失去了一次检视自己思想矛盾的机会，也失去了一次建立自己独立的精神地位的机会。而对这一阶层思想矛盾的匆匆略过和悬置都造成了日后难以预料的后果。与这一状况形成对比的是一种坚定的民众“迷思”即民粹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的代表是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他是最早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出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

这两种看似不同的民众观，却有共同的出发点和前提。陈独秀因对国民性的洞察，在绝望中又指出：“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堕落，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因此青年研究者汪晖指出：“中国社会的兴盛与灭亡实际上正是几代启蒙思想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动力和归宿，无论他们提出什么样的思想命题，无论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与这个原力如何冲突，民族思想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力量。”他认为启蒙问题的应运而生，是源于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因此，“从基本方面说，中国启蒙思想始终是中国民族主义旋律的‘副主题’，它无力构成所谓‘双重变奏’中的一个平等和独立的主题”。他改写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流行说法。

民族主义在“五四”那代人心中是个无可化解的“情结”，民族的兴盛是他们的一个梦，是思想深处的最后关怀。郁达夫那最具私人化的《沉沦》，虽然以敢于暴露自己内心的“邪恶”和“颓废”显示了个人的勇敢和强大，但他最终仍在呼唤祖国的强大，并把个人的一切苦闷都归结于国家的贫困交加。鲁迅早在东渡日本留学时就有一种以身许国的不可逃避的宿命感，甚至连出家学佛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也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心怀民族富强梦的人在现代文学史上实在是太多了。但“五四”一代缺乏系统的反叛思想，无法改变甚至也无法使他们认识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规律，“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具体实践陪伴下恰恰在这时为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完整的、逻辑严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满足了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做‘根本解决’的内心期待。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知识者发现他们面对的那个社会和传统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整体，它的运动方向是不同利益和目标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的结果，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当这些孤独的‘反叛者’意识到‘阶级斗争’将影响这个社会以及每一个人的未来时，他们发现必须使自己选择一个真正属于未来的社会集团的力量。于是他们不再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或‘流放者’，他们有了自己的阶级的敌人和朋友，从而回到了这个社会并获得了目标。他们从‘叛逆者’变成了‘革命者’，从‘人的解放’的鼓吹者变成了‘阶级解放’的信仰者和实践者”。启蒙运动的迅速分化和解体以“个人主义”者们从“自认为是”云集到统一的道路上来，在上面的论述中获得了合理性的解释，这也是包括作家在内的众多知识分子相继投奔革命的基本原因，在民族主义的关怀中他们找到各自精神的归宿。但历史的发展与逻辑的发展往往并不一致，精神归宿的解决并不意味着精神世界所有问题的解决，现实世界的全部复杂性远远超过了甚至最富想象力的作家们的想象。

延安作为当时的革命中心，对热血青年充满了感召力量，他们带着各自对革命的理解和想象来到了那里。丁玲到延安时中央宣传部特地举行了欢迎宴会，周恩来、张闻天出席，丁玲被邀请坐在首席，她“被温暖抚慰着，被幸福浸泡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到家了，真的到家了。她无所顾忌，激情满怀地讲了话，讲了自己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倾诉自己的痛苦与向往。她像一个远游归家的孩子，向父母亲昵地饶舌”。何其芳到延安两个月后诚恳地说，他对延安“充满了印象”“充满了感动”，他印象最深、最受感动的就是“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这些感受中确实表达了这些作家由衷的欣慰，他们从内心深处体验到了找到归属的快乐。但此后，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知识分子面临着又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他们如何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们被指定的道路是向民众学习，进行思想改造。从这时起，知识分子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们既失去了传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气概，也失去了“五四”时代“个人主义”的特立独行。当主流文化“主要诉诸传统的边缘性文化因素作为自己的思想材料”时，知识分子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成为人民大众的学生。20世纪40年代末期张申甫提出了“反哺论”，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倘使真不受迷惑，真不忘本，真懂得孝道，对于人民，对于劳苦无知者，只有饮水思源，只有感恩图报，只有反哺一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逐步成为“制度化”。而民粹主义从一种文化信念转换为一种文学精神至此已全部完成。于是，我们发现，凡是在创作上体现了大众化的努力并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作家作品，总会及时地得到表彰或鼓励。赵树理的创作确实有他的独特之处，浓郁的生活气息、朴实的语言和清新朗健的人物形象，确实让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但赵树理最初的被肯定，主要因为他是“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中心话语对大众化的不断强调，使大多数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审美追求上不断地向大众趣味倾斜。一方面在艺术上积极地寻找与挖掘民间形式和大众语言，让活跃于民间的边缘性艺术话语“浮出历史的地表”；另一方面，则从民众中汲取新的道德资源，使文学艺术工作者从思想上达到脱胎换骨，用民众干净健康的思想改造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它被作家普遍接受为许多作品本文和作家自述所证实。丁玲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专题发言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她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在与广大群众生活中，在与群众一起战斗中，改造自己，洗刷一切过去属于个人的情绪，而富有群众的生活知识、斗争知识和集体主义精神的群众的感情，并且试图来表现那些已经体验到的东西。”她认为解放区的文艺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远远不够，“文艺工作者也还需要将自己丢弃过的或准备丢弃、必须丢弃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属于个人主义的肮脏东西，丢得更干净更彻底，而将已经取得初步的改造的成果，以群众为主体，以群众利益去衡量是非，冷静地从执行政策中去处理问题的观点，以及一切为群众服务的品质，巩固起来，扩大开去，务必使自己称得起毛主席的信徒，千真不假地做一个人民的文艺工作者”。这一甘愿做群众小学生的心态不是个别的。同时对大众艺术形式和审美趣味追求的自觉性，最终也发展为对目标或方向追求的高度来认识。

这与张庚后来对秧歌剧肯定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张庚认为：“尽管它（秧歌剧）在形式上是相当粗糙的、不完整的，但广大群众却毫不迟疑地称它为新秧歌，而且热烈地欢迎它。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主要是因为它的内容是新的。秧歌剧中出现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过去的秧歌中被歪曲成小丑的农民，现在变成了戏中的英雄；出现了新的生活场景，劳动被美化，被歌颂。这是从古以来没有过的事情。”解放区的作家正是带着延安的文艺精神和文艺大众化丰富的经验走进新生活的门槛的。进入当代后，这一文艺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和发扬，它逐渐由统一时代的号召变为作家自觉的追求，但这一方向所隐含的社会性语义并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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