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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葛兰西看来，东方国家的强权专制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可以用暴力迅速夺取政权，也就是说，由于东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微弱，不存在对抗革命的强大堡垒，无产阶级不必进行细致、漫长的精神和道德渗透，缓慢地夺取文化领导权之后才有可能夺取政权。在东方，无产阶级只要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也就意味着夺取政权的完成。这与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葛兰西的这一设定，既有相似性，也有极大的不同。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时候， 城市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但它的精神和道德的力量获得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前，许多知识分子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或从家庭叛逃，或从国统区奔赴延安。这里除了个人要求和对传统中国生活方式的不满之外，与中国共产党的道德精神感召不能说没有联系。不然，我们也就不能解释陕北农民李有源为什么会创作出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了。

因此，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一方面热情地赞颂中国革命的象征性意义，说它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其政治摧毁的范围和为社会发展的空前新进程开辟道路方面，也不亚于那两场革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中国革命并没有一个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中国革命没有一个像巴黎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或者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震撼世界的十日’中夺取政权那样的戏剧性的革命事件。对中国革命家来说，并没有要攻打的巴士底狱，也没有要占领的冬宫。现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殊性提出了极为不同而且困难得多的各种革命任务。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的时候，中国革命家们已经展开并且赢得了那些摧毁旧秩序的战斗。10月1日在北京并不是一个革命暴力的时刻，而是变成统治者的革命家可以回顾过去并且展望未来的一天，那一天他们可以追溯和反思使他们掌权的那些斗争和牺牲的漫长岁月，展望他们国家的、充满希望的和平任务。在摧毁旧政权的几十年暴力革命期间，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已经逐渐成长起来。”这一描述隐含了两方面值得注意的内容：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以暴力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但那漫长的革命岁月也孕育了“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这一“胚胎”的形成和最后分娩，其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掌握的过程。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葛兰西的“市民社会”，而是通过中国最广泛的民众实现的。当然，这一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其间不仅有民众被动员组织起来之后极易形成的暴力倾向，也有民族战争中被伤害后的“保家卫国”的正义要求。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民族战争结束之后，在同国民党的战争中，到处都出现了“支前”的民众队伍，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是民众没有条件地支持了要“解放”他们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仅从民众缺乏理性，易于受“战时文化”煽动这一点来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国民党掌握着国家机器，他们的“煽动”条件要远远优于共产党，民众为什么没有支持国民党？因此，我们就不能不从共产党的精神和道德感召上，去解释民众对它的认同和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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