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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是葛兰西首先提出的。英语hegemony在中文的翻译中多译为“霸权”，如被普遍使用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霸权”同汤林森（Tomlinson）使用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极为相似。在葛兰西的理论中，研究者和翻译者将其译为“领导权”是非常准确的。文化领导权就是“文明的领导权”，它是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则，是民众同意的领导权。它不是意识形态的强制推行，也不是对某种政治文化的被迫忠于。因此，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非常酷似“婚姻”和“合同”，它是以自愿的方式为前提并最终得以实现的。葛兰西这一理论的提出，原本是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策略的。在他看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结构和革命胜利前的沙皇俄国的国家政权结构是非常不同的：在俄罗斯，（革命前的）国家包罗万象，代表一切，市民社会却是方兴未艾，呈现胶状冻结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之间有着适当的关系，一旦国家根基动摇，则市民社会坚实的基础就显现出来。西方的国家只是城市外围的壕沟，在它之后屹立着堡垒围墙般的强有力的体系。因此，在发达的西方社会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像俄罗斯那样仅仅通过“运动战”——用暴力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更有效的途径是应该通过“阵地战”的形式，在市民社会建立起关于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文化的领导权。他的具体解释是：“一个社会集团通过两条途径来表现它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统治者’和作为‘文化和道德的领导者’。一个社会集团统治敌对集团，它总想‘清除’它们，或者有时甚至动用武力对它们进行镇压；它领导着与它亲近的和它结成联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的确也必须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已经在行使‘领导权力’（这的确是赢得这种权力的基本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权力的时候，接着它就变成统治力量，但是即使它牢牢掌握权力，也仍然继续‘领导’。”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须取得文化领导权；在革命成功之后，并不意味着“领导权”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仍处在被认同的过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险。

在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中，“市民社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是与“国家”不同的、属于上层建筑的概念。在他看来，强制、统治、暴力属于国家；而同意、领导权、文明则属于市民社会：“现在我们固定两个主要的上层建筑方向——一个可以称为‘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有机体的总体，另一个可以称作‘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符合于统治集团对整个社会行使的‘领导权’功能，另一个方面则符合于通过国家或‘法律上的’政府行使的‘直接统治’或指挥。”在另一处他又说：“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像社会、工会或者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因此，市民社会是指不受国家干预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没有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也就不能诉诸实施。同样的道理，国家也并不等于强权政治，它还必须有为民众认同的伦理基础，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道德国家”“文化国家”。葛兰西的这一理论，他自认为是来自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他说：领导权这一概念是由伊里奇负责（制定和实现）的。研究界也普遍认为是来自列宁的理论，新近出版的著作还认为：“‘领导权’概念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他主要强调的是政治领导权，其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即通过暴力夺取政权。”葛兰西的自述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在列宁的著作中根本没有出现过领导权（hegemony）这个词。而研究者试图用谱系的方法寻找葛兰西理论的来源，但其论证出来的结果恰恰说明了列宁理论与葛兰西的矛盾。也就是说，列宁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论，而葛兰西所强调的是通过道德与知识在市民社会建立起文化的领导权。列宁是急风暴雨式的，是“运动战”，葛兰西是渐进式的，是“阵地战”。因此葛兰西与列宁不存在谱系关系。倒是意大利学者萨尔沃·马斯泰罗内在《对〈狱中札记〉的历时性解读》中，对葛兰西的理论来源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葛兰西眼中注视着列宁的形象，但他心里一直牢记着马克思的思想。葛兰西的研究者们没有记住，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版中不仅谈到‘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而且谈到‘由市民社会和人民群众重新夺回国家权力’。”e因此，葛兰西的关于领导权理论的来源，毋宁说来自马克思更可靠。

e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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