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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之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开始了重新建构。它在形态上改变的标示，是将强烈的道德理想追求转变为现实的物质积累。激进的“新文化想象”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覆盖下，几近自行崩解。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道德精神的渗透，还是转向经济建设，对于中国更广大的人民来说，他们都是首先从传媒上获得消息的。美国学者曾不无夸耀地说，由于中国传媒的神秘性，“美国的学者发展了许多技术，以严密的方法去‘破译’中国报刊里的‘密码’。例如，研究上层政治的人要审慎地盯住那些高层领导人在《人民日报》上的公开露面、消失，在照片上的排列顺序，领导人常常提到的口号的变化，以及领导人的职务变换”。而对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说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因为国家控制的报纸和其他传媒是获得各种消息的唯一来源。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不可遏止的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为传媒带来相对广阔的生存空间。各种传媒不同的目标和利益关怀，使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有了重新阐释的可能。它具有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这种重建的文化领导权，分解了“文化霸权”的一体化统治。这既符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同时也适应了冷战结束后实现国家新的战略目标的需要。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各种传媒包括权威传媒的变化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它的开放性和宽容度还仅仅限于市场号召和消费主义的引导。利益的驱动已经不加遮掩，娱乐性节目和报刊有惊人的收视效率和发行量，而它的背后则是巨额的商业广告在拉动。特别是白领趣味的媒体，它们事实上已不关心读者的真实需要，它在悄然地改变着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培育着他们狂热消费、享乐欲望的同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迎合广告商人或跨国投资者的趣味，因为广告收入已成为进入市场的传媒的主要利润来源。它在无情地将思想文化性和不具有市场号召力的传媒挤出市场的同时，也以其对现实问题的拒绝触动而获得了“合法性”。事实上，它的意识形态宣传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因此，一种隐形的支配正在形成新的文化“领导权”，这也正是当下学界密切关注的“全球化”问题的表面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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