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玛丽”与“文化带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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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玛丽”与“文化带菌者”

1907年，美国华盛顿特区生物学会的会员们被告知，第一例已知的“慢性伤寒菌传播者”或“健康带菌者”被发现。这个“带菌者”的名字是玛丽·玛尔伦——一个爱尔兰的女性移民，她的职业是一个家庭的厨娘。这个不幸的女人将背上“伤寒玛丽”的恶名受到追踪、注意和调查。于是，在偶然发现这个“带菌者”的同时，也出现了社会控制和“带菌者”的两种叙事，并生成了一个探讨和利用这一事实且特征和特性清晰可辨的特殊故事。在政府卫生部门看来，这是一个明处荼毒人口、暗中威胁社会秩序的传染疾病。为了社会的健康，医学群体和媒体联手合作，媒体支持的医学理论将成为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政策，并为处理这一事件的正当性提供了合法的舆论和社会条件。而“伤寒玛丽”却以“无辜者”的抗拒匿名潜逃了。

“伤寒玛丽”的故事对于大众文化来说，是一个完整的隐喻。大众文化的过去和现在从来都被视为“带菌的文化”，它在夹缝中生存并腹背受敌。主流意识形态认为这种文化类型里经常含有的“不健康文化”，于社会来说是有害的，它普遍流行的后果无疑与“伤寒病菌”相类似，作为文化疾病，尤其对青年的毒害更是后患无穷；在知识分子文化看来，这是一种“低俗的文化”，是与学院文化和经典文化不能相提并论的文化垃圾。在这样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再次想到大众文化与“伤寒玛丽”的相似性关系：玛丽的身份是一个“爱尔兰移民”，她不是美国本土公民，作为一个外来的“他者”，她的身份本来就是可疑的，或者说，她的“不洁”与她的身份先天地联系在一起；作为“爱尔兰人”，种族的问题也隐含于“带菌者”的叙述中，或者说，“伤寒病菌”是外来的，对于美国的沙文主义者来说，他们顿时拥有了另一种恐慌。一位医学博士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从去年好几个星期到今年冬天，亚洲霍乱光顾了欧洲人民，在俄国尤其如此。每天早晨，美国的读书人、领导人、杰出的务实家，还不包括像小鸟一样早早起来翱翔的自由人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人，这些美国公民们一边浏览报纸，一边为那些遭受着痛苦的不幸者感到悲悯，他们因为无知和懒散而不得不承受痛苦。美国公民像往常一样，在早餐的咖啡杯面前庆幸自己没有像那些盲目的、糊涂的、迷信的帝俄农民一样无可奈何地承受和死于霍乱。这样美滋滋地思索着的美国公民在他的某个阈下意识层上搁置了或不再考虑美国的伤寒病。”在这样的叙述中，美国幻想的安全感和优越感跃然纸上。但是，“伤寒玛丽”使美国和帝俄农民的区别变得困难和复杂；性别歧视也同样隐含在“伤寒玛丽”的叙事中。这个爱尔兰女性因这个恶名而被妖魔化。她被描写成一个丑陋的女人，一个壮实得如同男人一样的女人，一个同肮脏的男人睡觉的老处女。在这样的叙述中，“伤寒玛丽”的恶名被一再放大，于是她也就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带菌者”。

大众文化的一再争论和不被信任，源于意识形态和经典文化的优越感，就像美国沙文主义面对亚洲霍乱一样。意识形态的秩序和国家民族关怀叙事以及知识分子经典文化信仰，使处于边缘的大众文化不仅在文化“等级”上倍受歧视，而且因其对文化尊严的冒犯也始终难以确立其合法性地位。大众文化一旦被指认为“带菌”之后，它动荡不定的“身份”和命运就几乎是宿命的。在学院经典文化维护者那里看来：大众文化是“通俗的（为大众欣赏而设计的）、短命的（稍现即逝）、消费性的（易被忘却）、廉价的、大批生产的、年轻的（对象是青年）、诙谐的、色情的、机智而有魅力的恢宏壮举……”这些特征以凯旋的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文化支撑点，并以“文化幻觉”的方式制造了新的意识形态。用麦克唐纳的话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这些文化英雄主义的判词，使大众文化命定地成了文化结构中的丑角。然而，这一揭示对中国大众文化来说却并不全然有效。

20世纪以来，大众文化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或者说，不同的政治、文化诉求，都在大众文化这一领域有所表达。因此对大众文化的讨论、改造、转换，从来就没有终止过。对大众文化的讨论，最为经典的起码有三次。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在民族危亡、西学东渐的社会背景下，先觉的知识分子要推翻旧文学建立新文学，要把贵族的文学还与平民。胡适的“八事”主张、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周作人的“平民文学”等，主张重建的都是“通俗行远之文学”、“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和“普遍”“真挚”的文学。这一时期的讨论隐含着明确的新文化要求和想象。它密切地联系着近代以来建立民族国家的神话和梦想，但还于平民的文化实际上是在知识分子的诉求和想象中展开的，它所表达的情感、内容以及痛苦、感伤、迷惘的情绪，与大众并没有关系。即便他们写到了“人力车夫”，但仍然是居高临下的“乘车人”。

第二次讨论的意义尤为重大。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其讨论，在革命文艺家内部几乎延续了10年之久，并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制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提供了文学理论的背景。这一方针的提出，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文学艺术所遵循的准则和尺度。而这里隐含的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业已成为不争的共识。应该承认，上述两次讨论尽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但却有着无可争辩的历史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作为主流话语达到了倡导者设定的期许。百年来中国动荡的社会处境，使所有的有关文学艺术的讨论和期待，难以诉诸纯粹的文学范畴而不得不负载着更为沉重的社会性内容。国家民族危亡的述说和救还的吁求在这些大众化的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表达。知识分子或文学艺术家也正是或只有通过这一形式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和关怀。中国知识分子和文艺家们的幸与不幸全部都隐含于这一矛盾和说不清的情境之中。但是，这一情况也已说明，我们所讨论的“大众文化”的内涵不仅在不同的时期有所不同，同时它与作为一个文学艺术的类型概念也不完全相同。在西方，大众文化包括多种含义：它可以是为大众的文化或出自民间的文化。在形式上，它是指歌谣、诗歌、写实的或形象生动的故事、浪漫故事或忏悔录，诙谐小说或沿街兜售的诗文小册子，西部小说、恐怖小说、科学小说或幻想故事，寓言和讽刺小品、劝善画册、连环漫画和画页，甚至图画明信片。也可以用于指某种新闻文字，还包括戏剧文学的整个领域，从独角戏、小型喜剧到未经删节的戏剧。而它的作用则是“仅供消遣”，但中国大众文化的上述讨论，并不是在这一范畴内展开的。无论大众化还是“化大众”，它更多指涉的是一个“为什么人”的文化意识形态问题。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众文化的两次讨论，不仅实现了旧文化向新文化的转变，同时也实现了知识分子话语向民间话语的“转译”。在这个文化语境中，中国的文艺家第一次创作出了活泼朗健的中国农民和士兵的形象。它对于实现战时的民众动员，让最广泛的民众参与救亡图存的民族自救，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因此，动荡时期或战时的大众文化讨论，在清除“带菌文化”的同时，它的建设性应当是更重要的。然而，这一文化意识形态成为主流之后，却也带来了两个始料不及的后果：一是农民文化及其趣味的普及，在这次讨论之后，诞生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红色经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的产生，是在1938年“文章下乡”和1942年“走向民间”的背景下完成的。周扬肯定《小二黑结婚》时说：“作者在作任何叙述描写时，都是用群众的语言，而这些语言是充满了何等魅力啊！这种魅力是只有从生活中，从群众中才能取到的。”然而这里的“群众”事实上就是农民。包括《小二黑结婚》在内的一些作品，在实现向农民文化转移、倾斜的过程中，在表意策略上也同时实现了向旧文化的某种妥协。或者说，这些农民喜闻乐见的作品，在结构形式上所沿袭的仍然是“才子佳人”“英雄美女”的模式。小二黑、小芹，刘巧儿、赵振华都是在这样的结构模式中得到表达的。因此，第二次“大众文化”的讨论，其“除菌”的对象事实上是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及其迷惘、感伤、痛苦的“小资产阶级”情感。二是农民文化趣味的思维惯性一旦形成便没有尽期地迟迟延宕。新中国诞生以来，对“带菌文化”的清理就成为日常性的文化政策。战时的紧张和焦虑并没有因和平时期的到来而获得缓解，战时的文艺主张几乎完整地置换于和平时期。历次文化批判运动所清理的对象，事实上都被指认为“文化带菌者”。不仅娱性的大众文艺失去了生产和存在的可能，就连严肃文艺中与人性、人情相关的作品，也都被指认为“带菌者”而遭到不断的清算。从《我们夫妇之间》到《达吉和她的父亲》，从《美丽》到《红豆》，人的正常的情爱表达都被视为罪恶的。这种状况自然与毛泽东的“新文化猜想”有关。在毛泽东看来，要反对旧文化同时也要建设新文化。但是旧文化在毛泽东的视野里不仅指传统的封建文化，同时还有资产阶级文化、农民文化甚至知识分子文化的某些部分。而新文化却是始终不明确的，虽然它被表述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并期待它是一种“革命的民族文化”，它要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它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但对于具体的文艺形式来说，究竟什么样的文化才符合“新文化猜想”，始终是所指不明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所期待的新文化是一个不断透明、纯粹、简单的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革命样板戏”的盎然兴趣中得到证实。也正是这种透明、纯粹、简单的“新文化”要求，使农民文化可资利用的某些方面被一再放大凸显，并借此排斥、打击、拒绝其他被视为“带菌”的文化。因此，第二次关于大众文化的讨论和此后形成的文化主流，事实上也是一种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文化。文化“除菌”运动塑造的文化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的文化，因此也与“大众文化”不再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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