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春形象与价值观

天才一秒记住【杰克文学】地址：jkwxw.cc

一、青春形象与价值观

青春形象的塑造，不仅要创作出不同时代具有“共名”性的青春人物，同时，它也与不同时代的价值取向有密切关系。共和国文学的初始阶段，由于文化实践条件的变化，使跨入共和国门槛的作家一时还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初期的文化实践，他们的迷茫状态还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创作路向。因此，当萧也牧、路翎、何其芳等，试图用自己原有的情感方式书写生活的时候，他们显然并不理解那个时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他们或过于乐观，或仍在情感范畴展开想象，或面对新的生活仍然犹豫不决。因此，他们惨遭批判的命运虽在意料之外却在宿命之中；新中国成长的第一批作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之旅，他们那时风华绝代涉世未深，以初生牛犊的姿态亮相的“青春写作”，虽然有所顾忌但也初具风骨。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部世界或社会生活做出反应的，可以称作是“干预生活”的创作；一是走进人性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的，可以称作是“爱情小说”。前者有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耿龙祥的《明镜台》，李国文的《改选》，刘绍棠的《田野落霞》，耿简的《爬在旗杆顶上的人》，荔青的《马端的堕落》，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后者有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这些带有鲜明青春气息的写作，不久就遭到了激烈的批评。他们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思潮和创作倾向”，被质疑“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干预生活”和表现人性、人情、爱情的创作，因被视为“创作上的逆流”而成为禁区。

因此，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青春形象”，并没有在这样的作品中获得确立。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塑造的青春形象，与社会主义寻找和建构的价值观存在巨大差异。事实上，塑造什么样的文学人物和青春形象，从早期共产党人到共和国执政者，一直注意从外部寻找资源。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成功范本，也首先创造了具有社会主义典范意义的文学和理论，在文艺创作和理论上向苏联学习，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翻译总目》的记载，“五四”后的八年间，187部单行本的翻译作品中，苏联就有65部。《新青年》《晨报》译介的各国小说中，苏联小说的数量均占第一位。在中国的读者中，普希金的《驿站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猎人笔记》，契诃夫的《樱桃园》，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几乎被长久地阅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苏联文学，特别是苏联作家创作的青春形象的介绍，更显示出了空前的热情。短短几年的时间，《青年近卫军》《真正的人》《早年的欢乐》《水泥》《不平凡的夏天》等，先后译介并迅速被我国读者所熟悉，它们被关注和熟知的程度，几乎超过了任何一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高尔基、法捷耶夫、费定、奥斯特洛夫斯基成了最有影响的文化英雄，保尔·柯察金、丹娘、马特洛索夫、奥列格成了青年无可争议的楷模和典范。

这些青春形象虽然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满足了我们建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需要，并在文学上给我们以示范意义，但是，那毕竟还不是中国的“青春形象”。因此，在一个时期里，我们陷入了巨大的矛盾、焦虑和悖论之中。1953年9月24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周扬的报告肯定了四年来文艺工作“不容忽视和抹杀的”有益“贡献”之后，也对存在的问题做了如下概括：“许多作品都还不免于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这就表现了我们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薄弱的方面。主观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严重存在的。有些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大多只是从书面的政策、指示和决定中得来的，并没有通过作家个人对群众生活的亲自体验、观察和研究，从而得到深刻的感受，变成作家的真正的灵感源泉和创作基础。这些作家不是严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规律，而是主观地按照预先设定的公式来描写生活。”同年，冯雪峰在《关于创作和批评》的长文中也批评了公式化和概念化的问题，他甚至点名批评了刘白羽编剧的电影《人民的战士》，认为这部作品不能感动观众，是“因为作品根基不是放在现实的真实的斗争基础上，而是放在作者观念上的斗争的基础上”，这些看法，是当时文艺界领导人关于“文学性”焦虑的明确表达；另一方面，关于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同样是这些领导者的焦虑的一部分。在同一个报告里，周扬提出：“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任务是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冯雪峰也在《英雄和群众》一文中说：“创造正面的、新人物的艺术形象，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要求，十分尖锐地提在我们面前。”这时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当《创业史》《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等作品出现后，获得了那么高的赞许和评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些青春形象身上，建构了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价值观和崭新的文化空间。

我们知道，《创业史》受到肯定和好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中国青年农民形象。这个“崭新”的形象，既不同于鲁迅、茅盾等笔下的麻木、愚昧、贫困、愁苦的旧农民形象，也不同于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小芹、李有才等民间新人。梁生宝是一个天然的中国农村“新人”，他对新中国、新社会、新制度的认同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在塑造梁生宝这一形象时，柳青几乎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来展示这个新人的品质、才能和魅力。作家为他设定了重重困难：他要度过春荒、要准备种子肥料、要提高种植技术、要教育基本群众、要同自发势力歪风斗争、要团结中农、要规劝没有觉悟的继父……但一切都难不倒梁生宝。他通过高产稻种增产丰收，无言地证实了集体生产的优越性，证实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梁生宝不是集合了传统中国农民的性格特征，他不是那种盲目、蛮干、充满仇恨又无所作为一筹莫展的农民英雄。他是一个健康、明朗、朝气勃勃、成竹在胸、年轻成熟的崭新农民。在解决一个个矛盾的过程中，《创业史》完成了对中国新型农民的想象性建构和本质化书写。因此，当时的评论称赞说：“在梁生宝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性格，一种完全是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产主义性格正在生长和发展。”梁生宝这个形象，“应当看作是十年来我们文学创作在正面人物塑造方面的重要收获”。但这一评价似乎还显得表面一点儿。倒是姚文元的评论显示出了某种时代的“高度”：梁生宝“从进入青年时代起，就生活在无产阶级掌权的光明的新社会里，他用不着一个寻找党的领导的过程，他用不着再经历长期的从自发斗争到自觉斗争的摸索过程，而是一开始就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接着就是以百折不挠的毅力，领导下堡乡的农民为实现农业合作化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老成持重的青年人梁生宝的性格中，继承着老一辈农民勤劳、坚韧的品格，也继承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穿上军衣的庄稼人’的武装革命的斗争精神，我们从这些方面不难找到他同朱老忠精神上的联系。但突出地吸引广大读者的，是梁生宝身上发出的崭新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光辉，是他身上具有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带头人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姚文元是“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中国农民的历史道路的”，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农民人物谱系，只有到了梁生宝这里，才真正完成了中国农民革命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当然，年轻的梁生宝显然示喻了社会主义中国无限广阔的锦绣前程。这是梁生宝得到肯定的价值原因。

《孟繁华自选集》转载请注明来源：杰克文学jkwxw.cc，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