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十年：作为高端艺术的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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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十年：作为高端艺术的中篇小说

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从1978年开始，中篇小说表达的还是一种整体化的特征和追求，并试图建构新时期的历史，强调的还是政治关怀和文学的教化功能。“被侮辱与损害”的形象、被迫害的“九死未悔”的知识分子形象、“改革加恋爱的故事”、“悲壮英雄”等等，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蝴蝶》《啊》《大墙下的红玉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祸起萧墙》《张铁匠的罗曼史》《绿化树》等，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这也是中篇小说在文学创作中对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回应。王蒙、谌容、鲁彦周、张贤亮、蒋子龙、丛维熙、张一弓、水运宪等，是那个时代的文学英雄。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在1978年却以“先锋”的姿态开启了中篇小说创作的新时代。但这一试探性的、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是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或者说，终结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被认为是兽道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出在对兽道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合法性。因此，就其思维方式而言，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时代。这一时代是短暂的，这些作品虽然不免那个时代的鲜明痕迹，但它们推动文学进入新时代，并以激越、慷慨和理想的方式，建构了新时期文学最初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称为“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的作品开始出现。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寻根文学”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作家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也油然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这不仅伤害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走向世界”的悲壮愿望。拉美“爆炸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化腐朽为神奇”的奇特想象，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他们试图借鉴“爆炸文学”的经验，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因此“寻根文学”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爸爸爸》《女女女》《远村》《老井》《棋王》《小鲍庄》《商州初录》《红高粱》等作品，重返传统文化，在穿上传统外衣的同时，也实施了一次对传统文化规模最大的集中批判和检讨。

几乎与此同时，“先锋文学”迅速崛起。“先锋文学”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比如语言、文体、叙事等等。它强调的是“文体的自觉”，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来源于法国的“新小说”、罗布-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谎言”的艺术。与传统小说比较而言，它不能在现实世界获得“真实”的对应性关系。“话语”作为理解和阐释先锋小说的重要概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以强调的。在这场小说的“形式革命”中，作家远离了“意义”，在“叙事的圈套”中再也没有传统小说关于因果关系、本质理解的暗示，也没有对社会生活、道德、终极关怀的说教或引导。它未作宣告的“意图”恰恰是对传统“意义”的解构。在先锋小说中，被关注的主题经常是死亡、性和暴力。这一陌生的被述对象和对形式的强调，被认为小说与现实是无关的。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这也正是“回到文学自身”的策略性秘密。马原、残雪、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叶兆言、北村等作家，在这个时代名重一时。《冈底斯的诱惑》《苍老的浮云》《1934年的逃亡》《褐色鸟群》《迷舟》《信使之函》《河边的错误》《枣树的故事》《谐振》等，成了青年作家的中国文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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