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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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浅的脚步声消失在长廊尽头，病房安静下来。宋长卿把地上散落的纸飞机一一拾起，摆弄来摆弄去，不知在想什么。

孙歧人从床头柜子里摸出半截蜡烛点上，若有所思地调侃道：“你呀，整天地往这二等病房里钻，也不知是来陪我，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宋长卿揉揉眉心，无奈地叹口气：“家里老爷子传下话来，最多再耽搁一天，我是不回也得回了。”

见他无心玩笑，孙歧人也正色起来。略一沉吟，说：“理事会长那事，真搅黄了？听宋老先生意思，带着你一块儿去给韩老板登门致歉，该赔的赔该补的补，说不定还能转圜。”

“我这也是公务在身，又不是专门去砸场子。合则来不合则散，就算当不成理事长，难道就没生意可做了？何必去给人低声下气，我偏不耐烦那一套。”

孙歧人笑笑：“也罢。你这性子，难怪好好的少东家不愿当，偏要去做探长。”

宋长卿揉揉眉心，缓道：“就算我去也没用。有些事儿，不是钱能解决的。”

自从接手这桩案子，他前前后后跟了半年多，越查水越深。韩老板家大业大，广涉黑白两道，并非每笔生意的来路都干净。从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走私跟百乐门也脱不了干系。可惜那天身份暴露，没法再继续追查下去，这条线就此中断。

天黑得早，窗外又刮起呜呜北风。变幻莫测的天气，就像不可预知的未来。

明秀和思学奔在路上，两条腿忍不住在抖。好累，骨头被一根根拆开泡在醋坛子里也没这么酸胀。急急忙忙赶回家，还有大堆的破衣烂衫等着缝补。

住的地方在番瓜弄，离圣心医院很远。脚程快的话，来回起码两个多小时。有电灯和自来水的石库门房子，月租最少十块。董叔在码头拼死拼活扛上一个月麻包，到手不过二十七元，还要被管工刮去三成抽头。一个大麻包二百多斤沉，新闻纸一包有三百多斤。按规矩一人扛一包，从船上扛到岸上，中途不许休息。

就连这苦差事，也不是谁都能干。要做码头工的苦力，得先找个可靠中间人做担保，一次交上2元“租轮子”钱，2元“下河钱”，加上买箩筐、扁担、麻绳，拉拉杂杂不下六七元。等月底从管头手里结了工钱，再把借的本金还上。

明秀是个姑娘家，干不了这些力气活儿。自背井离乡投奔了董叔，本就拮据的日子又多添一张吃饭的嘴。怕董叔为难，她刚安顿下来就四处打听找工作。荐人馆跑了无数回，家庭教师、小学教员这类光鲜职业是不敢想的。有钱人家找仆佣，通常要已经结过婚的妇人。稍微像样一点的工作，动辄要求“中学毕业、会打字、有英文基础”。就连去印刷厂做工，都交不起五块钱的担保费，只能捡些零碎活计。

这年秋天雨水多，被子又潮又冷，思学脚上生满冻疮。明秀买不起汤婆子，煤炭一担要卖一毛四。只得把水烧热，灌进空酱油瓶子里给弟弟捂脚。

左邻右舍都是些勉强糊口的苦力，每天打儿骂女的呼声听得耳朵也要起茧。日子艰难，填不饱的肚皮里总窝着一包火。女人、孩子可以哭可以闹，男人只能把郁愤、恐惧、伤痛……一股脑发泄在柔弱的妻小身上。凶悍粗鲁地摔打着，盖住一切心事。浑浑噩噩捱一天算一天，不定哪天熬到头突然栽倒在路边，也是一生了。

可董叔不这样。尽管也有重重的不如意，却不舍得拿孩子撒气。想当初，也是个堂堂七尺的汉子呀……家乡遭了灾，拖家带口逃荒出来，命比草还轻贱。媳妇要给娃儿多留口吃的，生生饿出浮肿病。皮肤撑得又薄又亮，一按一个坑，像条被开水烫坏了的蚕。最后连爬都爬不动，死在半道上。

他抱着孩子，树底下刨个坑把人埋了。不知是说给亡妻听，还是说给自己听：“走了也好，少受罪。”

死的人死了，活着的还得活。儿子就是他的命，为给这孩子奔个前程，吃尽了百般苦。每月挣下的血汗钱，一分不敢少往学堂里送，勒紧裤腰带供思学念书。

董叔是个粗汉，常年干重活，青筋根根鼓起来，绕满脖子和胳膊。他绝不愿儿子将来也过这种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反复念叨：“思学非读书不可！祖祖辈辈靠天吃饭，汗珠子摔在地上裂八瓣儿，能有什么出息？我这辈子没别的指望，就盼着老董家能出个识文断字儿的，不当睁眼瞎，也算对得起他早走的娘。”

每晚放了工，饭顾不上吃，先盯着查功课。董叔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也会看思学的字写练得认不认真。横撇竖直，必须端端正正，歪一点儿脑门上就得挨爆栗子。

思学心里明白，爹干码头工不容易。赚那点辛苦钱，还要和管头三七分账，逢上“三节两寿”，免不了另送茶叶包和点心孝敬。就连军警大爷们和混混来找麻烦，“包涵”的钱也得从这些苦力身上摊平了凑。

小小少年十分肯下苦功，脑瓜子活络，这让董叔放心不少。

奈何屋漏偏逢连夜雨，上个月刚交完学费，书本钱还没着落，又赶上棚户收租子。西墙拆光了也补不上东墙，给管头的抽成怎么都凑不齐全。董叔把心一横，先把学费和书本钱掏了，好说歹说求管头再多宽限些日子。